发布日期：2025-10-09 22:12点击次数：162
火光从寝宫檐下卷起，夜色被烧得发白。侍卫与王公们奔跑在院中，或提水或指挥，脚步声与喊声一片混乱。就在这样一场仓促的救火中，有一位王爷来得最晚——他住得最近，却只站在一旁看热闹，神情轻率。看到这一幕，乾隆皇帝心里一凉。多年栽培的亲弟弟弘瞻，又一次让他失望。
这一幕并非突兀的偶然，而是许多次偏爱与包容之后的必然。弘瞻出生在雍正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733年。按辈分，他是雍正的第六子，乾隆的幼弟，比乾隆长子永璜还要晚五年出世，所以在兄长眼里，与其说是弟弟，不如说更像个孩子。乾隆刚即位时，这个小弟才四岁，还在宫里追着太监满园子跑。当年乾隆第一次去圆明园看他，弘瞻远远见到生人就躲，吓得拔腿就跑，等太监领他回来，乾隆虽不好对孩子动气，却把身边侍从训得狗血淋头，认定是照顾不周。也许从那一刻起，兄长心底就起了怜惜。
沉溺于这种偏爱并不难。乾隆给弘瞻请的启蒙师资，是名震一时的诗人沈德潜。沈氏与皇室交游颇深，学问与气度足以给年幼的王子打个漂亮底子。更戏剧性的转折，是关于“父子”身份的重塑：他们的十七叔果亲王允礼没有子嗣，逝世之后，乾隆“自作主张”，把弘瞻过继给了允礼，让这位年仅十几岁的弟弟承继了果亲王的爵位与家业。按清代宗室规制，亲王是王爵的顶级层级，仅次于皇帝。允礼生前又因劳劳碌碌获“双俸”，也就是每月俸银翻倍。图籍、府产、双俸与居第，尽数移到了弘瞻名下。表面上是替允礼一脉延续香火，实际上也等于把允礼的家当尽数搬到了弟弟手里。
在清代宗室体系中，亲王、郡王、贝勒、贝子自上而下依次递降，除“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外，多数王爵承袭时要降一级。过继是维系宗室家门香火与财产秩序的常见做法，它能让无子的亲王“延门”，也给年轻一支找到现成的名分与资源。对弘瞻而言，这一步几乎等于一场超前兑现的成人礼：年纪轻轻，便有了亲王的名号与双倍的俸禄，还有一座不小的王府与满架藏书。
起初，少年弘瞻也确实被藏书的雅好吸引。他受允礼影响，爱搜罗善本，乾隆知道后常添几部旧籍过去，兄弟间一时其乐融融。然而某个时点开始，书卷的墨香不再能留住他的目光，他对银钱的兴趣暴涨，最爱做的事变成了“搬钱”——王府里能挪的都挪，越多越好。按理说，双俸亲王的月例足供挥霍，乾隆也很难理解弟弟何以至此。直到消息一点点传来，兄长才意识到，事情已不止“手头紧”那么简单。
为了钱，弘瞻干了几件踩红线的事。最触目惊心的一件，是私自开挖煤窑，坑道竟“挖到紫禁城后山”，差点断了宫城的水源。更恶劣的是，他强占了当地百姓的土地，逼迫人下窑挖煤。乾隆虽未深究，怒气却压不住。以朝廷视角，这已不是“王府里的私事”，而是触犯根本规矩。
不久，朝廷又派弘瞻出一趟盛京的差。此地是满洲龙兴之地，差遣非小事。可弘瞻以“约了人打猎”为由，央求“能不能过几天再去”。不守分寸的轻浮，再一次刺痛了乾隆。随后更大的案子爆出：顺天府查获一桩兜售假人参的案子，牵出的是两淮盐政高恒。两淮盐政掌控江淮盐务，既是关键财政，也常伴风险，历来被视为“肥缺”。高恒供称，幕后主使正是弘瞻——王爷买了商人许多贵重物什，欠债急需套现，便教他以假充真。乾隆再深挖，竟又扯出当时的军机大臣阿里衮，与弘瞻“卖官鬻爵”相互勾连。军机处本是“枢机中枢”，讲究秘而慎。到这一步，皇帝对弟弟的宽容已经无处安放。
而那场宫中失火，则像压垮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诸王奔赴，唯他来迟且袖手旁观。乾隆终于下令：革去弘瞻一切职务，果亲王降为贝勒，并罚银一万两。贝勒虽仍是宗室显号，但比亲王整整低了一阶，对曾在丰厚恩典中长大的弘瞻而言，这一跌足以让他从云端坠地。
惩处后不久，弘瞻病倒了。外人不知是被吓的，还是被气的，反正朝不保夕，连床都下不来。乾隆仍旧是那个疼爱弟弟的兄长，自责地走进果亲王府探望。他的劝慰话保留下来：“以汝年少，故稍加拂拭，何愧而若此？”意思是，念你年纪还小，只想轻轻敲打，并非要置你于死地。随即，他又撤销了先前对弘瞻的一切惩罚，盼他快些好起来。可病势已经不可回头。等乾隆前脚出门，弘瞻长叹一声：“我命休矣！”彼时心里最后那点牵挂，看来也随兄长的宽宥散了。
乾隆二十一年三月初八，也就是公元1756年，弘瞻在家中去世，年仅三十三岁。乾隆听闻后十分伤痛，命厚葬，又亲笔写文以寄悼念。回望兄弟情分的一生，从宠至罚、从罚而又复宠，感情与制度纠葛，复杂得让人无从剪清。
把镜头从弘瞻身上移开，就更能看清乾隆登基时的非同寻常。雍正十三年，也就是1735年，雍正皇帝去世，皇四子弘历顺利继承大统。与其父经历“九子夺嫡”的缠斗不同，乾隆上位时几乎没有阻力。这种顺利并非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而是几桩兄弟命运叠加的结果。
先说还活着的弟弟。雍正去世时，仅余三子在世：最大的便是皇四子弘历，其次是比他小几个月的皇五子弘昼，最小的是四岁的皇六子弘瞻。夹在其间的几个孩子早夭，名字都没及取，这让皇位竞争者的名单天然稀薄。弘昼聪明也懂事，很早便看清父皇偏爱四哥，自己不可能比过弘历，于是干脆退出，将姿态摆成臣子，这让继位的大局更显稳固。至于弘瞻，还在摇篮里，就算活下去，年岁也压不住，谈不上“争”。
真正可能构成威胁的，是皇三子弘时。这个孩子机灵，若不“犯傻”，也未必没有希望。但他在关键处跟错了人，被雍正的八弟允祀蛊惑，成了八叔的说客，拿着“仁厚之义”去指摘雍正对兄弟“太过残忍”。“九子夺嫡”时，老八曾多番下绊，雍正对此记忆深刻。偏偏允祀死后，弘时却仍不知轻重，又在朝堂上指斥雍正无情。雍正大怒，不但与弘时断绝父子关系，还把他过继给了允祀，等于让他“好好亲近”他最爱的八叔——这会儿该叫一声“八爸”。更惨的是，过继之后，弘时又因种种罪名被逐出皇宫，日子落到做乞丐的地步，终致疯癫，死于街头。弘时一去，弘历前面的障碍又少了一层。
回到制度层面，为什么乾隆可以这么笃定地以兄友弟恭去驾驭这一切？一则是经验——他看着父辈“九子夺嫡”的风波长大，知道太子的明争暗斗伤筋动骨，于是更看重“潜德”与“可控”。二则是秩序——清代的爵制分明，宗室皇子成年后多数以王爵封赐、职分定量，越清楚名分，越不易边界模糊。亲王虽贵，却也在体制内有轨道，双俸与否、差遣所在、家产承袭，皆有章可循。正因为如此，过继给允礼、承袭果亲王，既是礼制安排，也是权力的一种保险：把一个弟弟装进秩序，同时把一项家产与名份牢牢纳入皇帝的调度之下。有人讥其为“吃允礼的绝户”，其实是政治与家产两盘棋同时落子，外人看去冷酷，坐在局上的人却只计后果。
也正因这份秩序，弘瞻的出轨才显得格外刺眼。煤窑挖到紫禁城后山，这不仅是野心，也是对皇城禁地的无知；逼百姓下窑，是对王权附带责任的遗忘。假人参案牵出两淮盐政高恒，借卖官鬻爵拉上军机大臣阿里衮，则把一切从“王府的贪婪”升级为“国家的风险”。两淮盐务历来非同小可，盐课是财政命脉；军机处又是帝国最高决策中枢。两条线被一位王爷同时触碰，已经不是“家门不幸”，而让皇帝感到寒心。
但这又是一个长兄与幺弟的故事。乾隆训、罚、怜、恕，一次次循环，直到生命终点。弘瞻病重时，兄长亲至府邸，话语里是悔，也是终究难舍的情分；待他去世，乾隆厚葬并写文纪念，也像在为自己赠送一个晚来的交代。前尘里，曾有圆明园中追逐的小儿，有沈德潜的讲席，有允礼书房里的旧纸墨痕，也有后来的纷纷扰扰。人情与制度在此交叠，成了一段既温热又冷硬的清代家族史。
从更高处俯瞰，乾隆的顺利即位，并非单靠天意，而是来自三个因素的交汇：弘时的自弃，弘昼的自知，弘瞻的年幼。雍正十三年那场传位，免去了一代人“九子夺嫡”的血战，给了新皇一个几乎无对手的起点。可新朝的第一代兄弟情分，却又在另一个幺弟身上绕了个圈：溺爱、期待、失望，再到怜恤。夜色里那场火，也许比所有的敕谕与训诫都更有象征意味——火可以照见人心，也能逼出制度的线条。火熄之后，只有灰烬提醒人：曾经有过温度。乾隆在灰烬边站了很久，终于放下手，转身回到帝王的日程里。而史册替他记下的是两句短短的叹息：“以汝年少，故稍加拂拭，何愧而若此？”以及更短的一句，“我命休矣！”这两句，大概就是兄弟间最后的彼此原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