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解密：张闻天的最后岁月

张闻天子女情况。

张维英，张闻天与卫月莲的长女，1922年诞生于世间。1953年，张闻天赴上海进行考察之际，有幸与已为人母、携子成家的她重逢。彼时，张闻天鼓励女儿继续在乡野耕作，随后张维英在上海的羽兽毛厂担任了临时工。

张引娣，张闻天与卫月莲的次女，于1953年曾在外交部担任打字员一职。到了1955年，张闻天决定让女儿先行一步，离开外交部，返回上海，并在一家自行车厂担任了一名普通的职员。

张虹生，系张闻天与刘英之子，诞生于1939年。早年，他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亲身参与了耕作、驾驭马车以及牧牛等劳动。随着张闻天得以平反，张虹生随后被分配至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工作，直至1997年光荣退休。

1961年，张闻天与刘英收养了一名孤儿，现居于北京。

1959年，庐山之巅见证了张闻天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他在此被撤销职务，退出了中国政治的舞台。在那段晚年岁月里，他背负着无尽的冤屈与压力，一次又一次地承受着批判的冲击，却依然坚韧不拔，背负着沉重的思想重担，不断寻求深入调查研究的机会，致力于探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并始终如一地提出纠正“左”倾错误的建议。即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没有等到为自己洗清冤屈的那一天，但那九死一生的精神，已永远镌刻在共产党人的精神丰碑之上。

一

张闻天以“洛甫”为笔名，此名源于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俄文名“伊斯美洛夫”的谐音。他不仅曾留学于日本和美国，更精通英语与俄语，具备流利的演讲能力。因此，在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较为匮乏之际，张闻天便脱颖而出，成为党内少数几位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深厚的学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尽管他转而投身外交领域，但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他始终保持着极高的重视，并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深入思考着中国的现实问题。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致信毛泽东，此举使得气氛日益紧张。当时，张闻天曾就自己的发言提纲向田家英、胡乔木等人咨询意见。因此，在7月20日，他们分别致电张闻天，以委婉的方式透露了“上层”持有不同见解，并劝其“某些问题不宜提出”，张闻天的秘书也建议他最好保持沉默。然而，张闻天坚称不愿退缩，依旧决意发表言论，于7月21日在华东组连续发言逾三小时。他指出了自“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存在的13项“左”倾错误，并明确表示赞同彭德怀信中的观点。因此，张闻天被戴上“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两顶帽子。

他陷入深深的困惑，于是独自一人踏上了牯岭的山道，静静地坐了许久。

“封建时代尚且推崇直言进谏，共产党员又岂能畏首畏尾？如果大家都缄口不言，只会导致万马齐喑，那又将是一种怎样的景象！”

夜晚漫步时，何方秘书亦对他因在庐山发表言论而遭遇困境表示同情。张闻天回应道：“即便不登山，也可能不会发表那番言论，但这属于偶然；而有观点时必须表达，却是必然之举。”他进一步引述韩愈的名言：“事物若不得其宜则发声。心中积攒了这么多思想，满腹的话语，怎能不倾诉？身为共产党员，我更有责任说出真言！”

于是，此时的张闻天心中仍怀有期待。在告别前，他向毛泽东寄去一封简短的书信，表达愿望：“愿在北京与您重逢，并恳请您给予悉心指导。”毛泽东随即批示：“我对洛甫的这封信充满热情。”并进一步强调：“必须给予温暖，必须迎来春天。”庐山会议的决议亦明确指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应抱以满腔的热情”。

然而，春天并未如期而至，下山之际，迎来的却是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外交部召开了一场全国性的会议，会议的重点并非针对庐山发言的是非，而是追溯历史，追究那些子虚乌有的所谓“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的指控。对此，张闻天在庐山时已曾明确声明：“这绝无此事。如今没有，将来也不会有。”然而，下山之后，这种无稽之谈却依然纠缠不休，这让张闻天深感受到了极大的侮辱，痛心疾首。在会议上，他的眼泪只能强忍在心底；回到家中，与亲人相对无言，泪水便不禁夺眶而出。他哽咽着对刘英说：“别提其他了，那只是观点的分歧，但说我‘里通外国’，实在是冤枉！”自长征途中他们结为连理以来，刘英还是第一次见到丈夫如此伤心落泪。

已步入花甲之年的张闻天，无法承受如此沉重的打击。先是血压急剧上升，头晕目眩，心悸不已，却仍需勉力应对批判。不久后，尿毒症威胁着他的生命，他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此时，外交部的批判才逐渐转变为“专案审查”。正如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般，许多同志也因此受到牵连。张闻天的秘书以及那些被认为与他关系密切的干部，均被诬陷为“张闻天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年轻人应当多吃苦，若都不去新疆，又有谁去？”尽管张闻天当时的话语仍是“豪言壮语”，但他内心深知，正是自己拖累了年幼的亲子。

二

“我不能无所事事！我需要工作。即使无法承担重任，我也愿意从细微之处着手。”刘英深悉这位历经半生奋斗的职业革命家的心境，便鼓励丈夫向中央领导写信，表达“请求分配工作”的愿望。

“我愿意在中央政治局研究室担任研究员或通讯员的职务，亦或投身于基层，从事地方工作。”

“你不妨找富春同志探讨，研究一下经济问题。”

张闻天从刘少奇的谈话中洞悉，所谓“里通外国”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如此，他在经济工作中依旧抱有极大的热情。10月21日，他特地约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及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李富春迅速与张闻天会面，态度热情，直言单位急需像张闻天这样精通经济理论的人才，并诚挚邀请他加入，提议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之职。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两天后，李富春便向张闻天回信，告知一切均无需再行动，因为有人对他的任命表示不满，连他自己也深感歉意。在信中，李富春表达了对这一结果的遗憾。张闻天撰写了不止十封求职信，但大多数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好不容易得到李富春的支持，但他却无法决定一切，这让张闻天深感苦恼与无奈。

“只要有所事可做，便足矣。”随即，他通过中科院党委的介绍，与哲学社会科学部以及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取得了联系，并于11月21日正式到经济研究所报到。

历经波折，张闻天的工作终于有了进展。不论这份工作的重要性如何，“有事可做便足矣”，这一态度彰显了张闻天一贯的务实作风以及敢于担当、不拘一格的崇高精神。

“若非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左’倾路线中分离出来，遵义会议的召开将难以实现。同志们可将赞誉归于我，但绝不可遗忘他们的贡献。”彼时，张闻天深感自己并不适合担任领导之位，于1935年4月主动请辞，希望前往白区工作，但毛泽东未允，转而任命了陈云。同年夏季，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闻天再次提出让出职位，但被毛泽东所制止。1938年秋，在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再次诚恳地提出退让，推举毛泽东担任党的总负责人，而他自己则接受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之职。“七大”之后，尽管他仍是政治局委员，但他主动提出前往东北，担任东北局常委及组织部长。

张闻天从未将权力与地位视为至高无上，更勇于自我贬抑。尽管曾身居要职，他却始终保持着谦逊低调，将革命事业放在首位，以平和的心态和淡然的态度面对个人的起伏沉浮。因此，庐山之罢并未在他心中掀起波澜。他所追求的，不过是“有所作为”，这便是他坚守的最低要求和人生底线。

三、

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对张闻天的莅临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追溯至1925年的深秋，他们曾共同乘坐一艘苏联的运煤船，从上海启程，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时至今日，三十余年后，张闻天蒙受不白之冤，被贬至经济所，与孙冶方重逢，两人旧情重燃，情感深厚，却又不禁感慨万千。孙冶方向张闻天透露，目前研究所的核心任务是编纂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并邀请他参与相关的学术研讨。此外，他还特地指派学术秘书孙尚清向张闻天详细介绍相关情况。

孙尚清曾有所思，张闻天在政治上遭受重创，料想他来经济所或许只是得过且过，“然而，初次见面便让我颠覆了先前的猜想。他并未流露出任何心灰意冷的神色，反而细致入微地倾听我的介绍，详尽地记录下每一细节，并且不时提出疑问，探讨各种观点和论据。我们的对话逐渐演变为一场畅所欲言的学术交流，时间飞逝，竟持续了整整三个半天。自此，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原先想象中那个遭受打击、混日子的‘大官’，转变为一位学识渊博、谦逊好学、擅长与人为善、平等探讨问题的令人尊敬的学者。”

张闻天出席了在香山举行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审稿研讨会。在众多重大议题上，他与孙冶方的见解不谋而合。两人均敏锐地指出了那段时间内存在的显著问题：推行“穷过渡”，追求“一大二公”的模式，急于实现全民所有制；掀起“共产风”，实行“一平二调”，急于迈向按需分配；忽视经济核算，制定“高指标”，违背了价值规律。张闻天强调，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立足于现实，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探究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他指出：“研究经济学的人应当涉猎哲学，亦需了解历史，否则难以深刻理解经济规律。”张闻天就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以及如何学习《资本论》的逻辑、结构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发表了多次深刻且系统性的长篇论述。这部文稿充分吸纳了张闻天的诸多观点。他与孙冶方这两位卓越的理论家的高论宏议，宛如黄钟大吕，共鸣激荡，启迪了每一位参与审稿研讨的成员。

“中央已将我分配至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担任特约研究员。我认为这项工作正合我之愿。我目前一方面参与研究所内关于经济问题的研究讨论，另一方面阅读相关文件与书籍……虽然深知自己年事已高，精力有限，思想方法上也存在不足，在这方面恐怕难以有所突破，但我仍愿意为之，不负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职责。”

实际上，自庐山会议以来，张闻天已丧失了撰写文章的自由，然而，他的思想并未受到束缚。他曾言：“人的思想是难以被囚禁的！”在此期间，他的思考、感悟及见解主要通过读书笔记进行记录与表达。而这些文字累积竟达到了八十余万字之巨。

“将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描述为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矛盾，并认为这种矛盾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这是否过分夸大了阶级矛盾和斗争？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不同意见视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导致错误的标签化和无序的斗争。‘双百’方针也难以实现。”在9月15日撰写的54页长文《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中，他系统地论述了自1958年以来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等错误观念和实践。张闻天以其深邃的理论思维，突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前人未解或不敢言的问题。在当时敢于质疑“阶级斗争”，显示出他非凡的勇气。这些论述反映了他对中国问题的深刻思考以及庐山会议以来的坚定立场，经过数十年的实践检验，其理论力量和科学预见性愈发显现。张闻天在逆境中的不懈探索，再次证实了他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思想解放先驱的远见卓识。

铮铮铁骨再受打击

张闻天抵达经济研究所后，他的身影便与党中央的诸多活动渐行渐远。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1961年的岁末，他突然收到了参加扩大版中央工作会议的邀请。

1961年1月11日，一场名为“七千人大会”的扩大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这在中共历史上堪称一场别具一格的盛会。张闻天不仅受邀与会，更荣幸地坐在了主席台上。得益于他仍保留的八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他被赋予了此次会议主席团成员的荣誉。这对当时正于研究所“赋闲”的张闻天而言，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中央所犯之错误，无论直接还是间接，我均应承担主要责任。首要之责，理应由我承担。”此外，会议还发布了《关于加快党员、干部甄别工作步伐的通知》。

“我觉得问题不大。”他将赴江苏、浙江、上海、湖南等地调研的计划报告呈递上去。不久后，中办主任杨尚昆来电告知，中央已批准了他的请求。

“目前自由市场上的商品虽不甚丰富，但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未来前景广阔。”

“此乃关乎民生的重大议题，亦折射出民众的迫切需求，怎能不提？至于中央是否采纳，那乃其职权所在。我身为共产党员，既已洞察问题，便应提出应有的建议。”

“我认为戴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是恰当的。”张闻天则据理力争，澄清了这句话的真实背景，并坚持认为这些事实“不足以构成‘里通外国’的指控”。他的坚定辩解让康生无言以对。

自八届十中全会落幕，中央决定剥夺张闻天参与中央所有会议及审阅所有文件的资格，同时交由彭德怀专案组进行联合审查。至1964年秋，即便与孙冶方等人的工作联系亦告断绝。

张闻天的观点迎合了地主、富农及所有向往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的利益，张闻天被描绘成资产阶级和投机商人的代言人。这一行为被视为“又一次向党发难”，其严重性甚至超过了庐山会议上的发言。因此，孙冶方和张闻天被冠以“张孙反党集团”的罪名，孙冶方被剥夺了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职位，同时张闻天也被取消了“特约研究员”的职务。

“目前一些文件将对立统一规律简称为‘一分为二’，此说法存在不足。”即便这种“不合时宜”的观点，他也敢于提出。

末遇与历史回响

正如张闻天所言，自庐山会议之后，他“陷入了一种与群众、与党的直接领导相隔离，且需长期接受党派考察的孤寂生活。”然而，“文革”狂潮的涌动，让张闻天摆脱了孤独，迅速被卷入了那股喧嚣的风暴之中。

7月12日，中央专案组提出建议，决定免去张闻天同志中央委员会成员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并将其从党内除名，同时在各类报刊媒体上予以公开指名道姓的处理。

8月9日，张闻天被推至三里河国家经委礼堂的台前，身上挂上醒目的大牌子，头顶一顶高帽，与孙冶方并肩承受批斗之苦。那日暑气逼人，患有高血压及心脏病的张闻天，曲腰低头站立超过一个时辰，体力终于不支，倒地不起。一名造反派嘲讽他“装死”，随后将他重新拖起。在这长达五个小时的反复拉扯中，他的衣扣尽皆脱落。鼻青脸肿的张闻天回到家，向妻子刘英诉说了遭遇，感伤地叹道：“今日险些回不来了。”目睹丈夫遭受如此摧残，刘英痛哭失声。

造反派再次将他押去与彭德怀一同受审，“每当我目睹他揣着月票、手提书包挤进公交车，前往接受批斗，我的心便开始悬起，忧虑他在狂风肆虐或烈日炎炎中不慎晕倒，在拥挤的人潮中受伤，或是被残酷揪斗至死。待黄昏降临，我便倚在门前，目不转睛地期盼着亲人的归来……”刘英凄切地回忆起丈夫遭受折磨的往昔。

“61人获释系经我签字批准，此事党中央领导层均有所了解”。尽管如此，在发布的中央文件中，仍使用了“刘少奇、张闻天叛逃的决定”等严厉措辞，并命令北京卫戍区对张闻天夫妇实施武装“监护”，长达523天。直至1969年10月20日“紧急疏散”之际，他们才被从幽闭的小屋中解救，并在审讯室里重逢。

三天之后，在专案组的严密“护送”之下，张闻天夫妇携同十岁的养女小倩，急速离开京城，南行至广东省肇庆军分区的大院，坐落于半山坡上的一处平房之内。在此地，张闻天的名字被正式注销，他改用化名“张普”，不得拨打电话，严禁与外界人士有任何接触，不得擅自离开宿舍区域，每月必须以书面形式向军分区的保卫科汇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他时常沿着附近的西江大堤漫步，凝望着滔滔东流的江水，陷入沉思之中。

“9·13”事件中林彪的自我毁灭，让71岁的张闻天看到了一线曙光，他坚信“文革”的局势以及自己的命运都将迎来转机，于是决定系统地梳理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他对刘英说：“或许在某次会议上，我能够有机会发表一番见解。”自1971年10月12日起，张闻天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巧妙地避开了监管，秘密地开始了文稿的撰写。他的作品包括《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公私关系》、《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等。这些后来被统称为“肇庆文稿”的论文，堪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理论成就。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像张闻天这样专心致志于此类研究的，恐怕在中国难觅第二人。

1972年4月2日，张闻天致信“毛主席、周总理及党中央”，倾诉自己正过着极为孤寂与封闭的生活，精神上倍感苦闷。他恳切地请求“尽快在政治和组织上解决我的问题”，希望能够“重返北京，在党的领导下承担力所能及的工作”。至6月份，张闻天得知中央决定自当年5月起恢复他与刘英的原有工资待遇，这多少给他带来了一些慰藉。

1974年10月18日，张闻天再度致信毛主席，表达了自己渴望返回北京居住与休养的心愿，信中言辞恳切，仅此一愿。此信经由王震转达。视力日渐衰退的毛泽东阅后，指示身边的工作人员予以批示：“迁往北京居住，恐怕不宜，可考虑他处安顿。”

“若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文字秘书相助，我定能产出更多学术成果。”

1976年7月1日，星期五，傍晚7时30分，历经磨难的张闻天先生，因心脏病突发不幸于无锡与世长辞，享年76载。

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张闻天同志的追悼大会。会议由陈云同志主持，邓小平同志含泪发表悼词。在悼词中，他深情地表示：“张闻天同志离我们而去已有三年……张闻天同志是我党杰出的党员，也是我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关键领导人。张闻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对党、对人民忠诚的一生。”“我们要学习他终身好学，不懈求知，注重调查研究，坚守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爱憎分明，勇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同时，他代表党中央宣布：“决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其名誉。”

1985年8月30日，正值张闻天同志诞辰85周年之际，收录了庐山会议发言及《读书笔记》、《肇庆文稿》等精彩篇章的《张闻天选集》正式面世。随后，《张闻天全集》四卷亦相继问世。他的遗愿终于得以成真。

张闻天曾言：“历史最为公正，是非曲直、忠良奸佞，终将一一揭晓，历史自有其判断。”历史的风雨如雷霆万钧，犹如大浪淘沙，洗尽世间过客的匆匆身影，同时也更加凸显了那些横亘于天际，即便九死亦不悔的辉煌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