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5-08-29 19:38点击次数：182
西安事变的平息并非一蹴而就，其过程实则经历了三个阶段：筹备、爆发，以及最终的解决。
西安事变的圆满解决，并未随1936年12月25日老蒋的获释而画上句号。恰恰相反，老蒋离西安返程之后，和平的曙光并未临近，反而战争的可能性随时笼罩在天空之中。
尽管张学良将全副精力投入于西安事变的后续处理，然而，鉴于其经验尚浅，政治素养有待提升，他不可避免地将实现各项条件所遭遇的挑战视为轻易可解，对结果的预期亦过于乐观。
12月31日，张学良被移交军事法庭审判，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起初，张学良对此表示坚决的拒绝。然而，老蒋向他透露，一旦审判结束，便会特赦他。宋子文亦承诺，只需稍加等待，即可获得特赦，重返陕西。他敦促张学良协助委员，向全国民众及南京的同仁们作出交代，以便助老蒋重振领袖威信，消弭流言蜚语。
此言正切张学良所思，因此他依旧对蒋介石的承诺抱持着一份期待。
他甚至曾写信给教员。“我在此不懈努力，虽遭遇重重挑战，但仍进展顺利。待二三日将政府事务处理完毕，便即刻返程。”
张学良所指的政府，一方面催促蒋介石履行“改组政府”的承诺，然而，改组政府涉及众多势力的核心利益，这绝非易事。
即便老蒋意图付诸实践，亦难免受到亲日派等势力的劝阻而作罢。
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扶持左翼力量，争取中立派，打击亲日势力”，旨在“借助蒋介石的力量，促成内战结束，进而转向抗日斗争”。
因此，随着老蒋重返南京，陕北的主要职责便转变为持续敦促蒋介石履行其承诺的各项条件。必须“强化西安所取得的胜利果实……将陕西和甘肃两省率先打造成抗日根据地和战略发源地”。
然而，老蒋于26日重返南京后，迅速发布了《对张杨训话》，文中并未提及在西安所做出的承诺。紧接着，教员也撰写了一篇文章，对老蒋所做出的各项承诺进行了回顾。
然而，张学良及其西安方面的同仁们并不知晓的是，在重返南京之后，经过深思熟虑并与众多心腹密谋，蒋介石于29日已下定决心，决意不放张回到陕西。
蒋日记中明确记录：“若再度委以重任，不仅后患将绵绵不绝，政府的地位亦将面临动摇之虞。”且彼“可借由先前所提要求中的一件未得以实现为借口，从而发动叛变”。
更遑论，“彼方所索求者，乃中央政府所属西北部队的全面撤退，此乃其唯一诉求。倘若我们放弃西北，任其沦陷于赤色势力，不仅将失去国防的重要依托，更将使我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陷入永无救赎的境地。”而“若西北地区动摇，国家统一的大局必将陷入危机，届时经济计划将无法施行，十年来的建设成果将瞬间化为乌有。”老蒋日记不错。
显而易见，尽管老蒋已获释，然而南京与西安之间的矛盾仍不可避免，这一冲突关乎各方的核心利益，统一与半独立之争，无论情形如何，冲突在所难免。这就是症结所在。
这进一步印证了，起初教员等人坚决主张“审蒋”的决策是正确的。若不将老蒋驱逐，不使国民政府的抗日派人士上台，陕北的利益便无法得到真正的保障。然而，当时我方力量过于薄弱，难以凭借自身实力实现这一目标，最终只得无奈地释放了老蒋。
针对西北地区形成的“三位一体”政治格局，蒋介石特意制定了以“政治为先，军事为辅”的战略，旨在瓦解西北抗日联军。
1937年伊始，在蒋介石的指令之下，原本计划撤退的中央军队，随即调整战略布局，向西安发起了进逼。
1月2日，蒋介石与宋美龄一同返回奉化故里休养。在启程前，蒋介石特意将宋子文安排至上海，而将何应钦留在了南京。此举显然表明南京方面在重大决策上已达成共识，蒋介石的离去旨在避免嫌疑，从而让何应钦这位亲日派人物得以无所顾忌地施展其报复策略。
1月4日，南京当局在宣布对张学良实施限制其自由的措施之际，暗中决定在西安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并指派顾祝同担任主任一职，负责“统筹陕甘青宁地区的军事事务及西北地区的国防准备工作”。同时，王树常被任命为甘肃绥靖主任，而杨虎城与于学忠则虽被免职，但保留其职位。（此时此举尚属内部决定，尚未对外公布。）
西安事变改变无数人生。
重返南京之后，老蒋并未委派刘峙或何应钦出任行营主任一职，反倒是擢升顾祝同至此高位，其中深意显而易见。
在老蒋麾下，五位上将各具雅号，刘峙被誉为“福将”，而顾祝同则尊称“忠将”。此“忠”字恰如其分，无论命令是否明智，顾祝同总是不假思索地执行老蒋的旨意，皖南事变的发生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35年，国军实行新军衔制度，这五位上将均被授予二级上将军衔，因此有人戏称他们为老蒋的“五虎上将”，其余三位分别是“干将”陈诚、“飞将”蒋鼎文和“虎将”卫立煌。）
在西安事变爆发之际，亲日势力何应钦纠集“讨逆军”向西安发起了进攻，宋美龄与宋子文虽竭力阻拦，终未能奏效。恰在此时，宋美龄寻求顾祝同援助，彼时他已被任命为讨逆军西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未加犹豫，当众向宋美龄表明心迹，对委员长忠心不二。
即便刘峙催促，亦或是何应钦下令，他皆置若罔闻，随意找些借口，滞留南京不前，暗中协助孔祥熙等人密谋和平营救蒋介石之策。
因此，蒋介石一返国门，对顾祝同的猜疑之心顿时消散，即刻委以重任，任命他为总司令并兼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赋予他全权处理西北地区事务。
4日，南京方面达成内部共识，随即对外公布了对西安及张学良的具体政策。在同日，何应钦便通过国民革命军内部负责交通与通讯的徐庭瑶将军，成功通过电话与杨虎城取得联系，并嘱其代为西安方面发表支持性的通电。
国民党在政治斗争中向来手法高超，何应钦此番巧妙运用四两拨千斤的策略，使得杨虎城承受了沉重的政治压力。其目的在于瓦解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关系，刻意制造双方的矛盾。
杨虎城有周恩来、教员等人支持。
闻悉此讯，周恩来迅即向陕北传递消息，并与教员等人共商。借助何应钦的协助，众人洞悉：蒋介石所行的是“政治分化、军事压迫”之策。虽曰军事为辅，然中央军摆出了数十个师的阵容，绝非儿戏之举。
老蒋的策略乃以攻心为上，围困为中，死战为下。若政治手段无法奏效，军事上的决战则势在必行。
此刻，东北军群龙无首，十七路军亦显薄弱，随着张学良的离去，“三位一体”的沉重责任便尽数转移至陕北一隅。
在那个夜晚，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与杨虎城、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人齐聚一堂，共同商讨作战准备事宜，并草拟了详尽的作战方案。随着南京方面达成一致，西安的局势迅速恶化，压力如同潮水般汹涌而至。
与此同时，教员及张闻天等领导亦正紧急磋商应对之策。
5日晚，我党教员与张闻天同志联名致信周、博与彭、任三位同志：“当前南京报复派已无政治口号可循，唯有暗中行事，意图以恐吓手段迫使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等人屈服，进而逐步削弱红军力量，将其孤立。然而，只要我们三方团结一心，坚定立场，并将红军的威名远播，使中央军不敢轻举妄动（在进攻中消灭其一部），或许能够促成张学良的释放，进而实现西北地区的半独立局面。”
依据陕北中央的指示，5日，杨虎城公开发表通电，指出“张副司令滞留京城未归，以及中央军匪徒未遵从命令东返，反而大举西进”的情况，与蒋介石在陕西时所承诺的诺言相悖，并誓言将挺身而出，与之周旋到底，至死不渝。
几乎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亦以正式决议的形式，对外发布了西北军政组织的人事调整及“陕甘军事善后处理措施”。该决议明确中央军队将进驻“自潼关沿铁路至宝鸡，再沿渭河至天水秦安一线”，旨在加强豫鄂陕川地区的国防根据地。东北军队应悉数重返西安事变前所占原位，全面撤回甘肃；而十七路军的主力则需转移至陕北驻防。
这说明国军真准备强硬对抗。
在老蒋遭拘禁之际，何应钦便大声疾呼，誓要挥师西安，此刻更是雄心勃勃，摆开了战阵，意图对西北地区发起新的攻势，从而给西北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拳头大小，道理深浅。
面对弱势的红军被中央军压迫至绝境，我们显然无法硬碰硬，且关键人质又在国际势力的干预下逃脱。在这紧迫关头，我们究竟应如何行动，才能扭转局势呢？
何解？
教员尖锐指出，当前困境已超越张学良无法归来及南京政府执意派遣中央军入驻陕甘的范畴。更为紧迫的问题是，若顾祝同入驻西安，西北地区的三位一体格局恐将难以为继。
“一旦顾部来犯，张、杨二部难免遭受重创，红军势将不得不撤退至山区。”因此，教员的建议是“全力拼搏，坚决对抗困难”。
该问题在于，为何教员认为顾祝同抵达西安后，那“三位一体”的局面便会崩溃？其背后的理由其实并不复杂。
难题实则源于那三位一体中的其余两位。杨虎城胆识过人，无所畏惧，然而他所率领的十七路军实力薄弱。至于东北军，张学良离去的当晚，少壮派与元老派险些爆发冲突，若非少帅余威尚存，局势尚不明朗，东北军甚至可能就地解散。
东北军乃典型的军阀武装，内部派系林立，大军阀领属数个小军阀，层层叠叠，构筑了东北军的整体架构。同时，东北军内部亦分为保守与激进两大阵营。
中下层的年轻军官多由张学良精心培育，他们是一群充满活力的少壮激进派。然而，尽管他们保守，只关注利益而非其他，却因资历深厚，占据了军一级高层的重要位置。
尽管张学良在离去之际，嘱托部队悉听杨虎城与于学忠的指挥，然而事实却是，杨虎城根本无法左右傲气凌人的东北军元老派。他最多只能凭借张学良的手令将他们召集一堂，进行一次会议，而除此之外，一切不过徒增奢望。
张学良一旦离去，王以哲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东北军事实上的统帅。然而，以王以哲为首的元老派，对于西安事变并无太多兴趣，对陕北红军亦持谨慎态度。毕竟，他们身为军阀数十年，要他们瞬间转变立场，实属难能可贵。
非张学良一人，无人能够驾驭东北军，即便如于学忠与王以哲亦不能。自张学良离去之后，东北军上下心中仅存两大念头：一为保存自身实力，二则为张将军的释放而抗争。
每逢顾祝同莅临，无需多费周章，他只需一坐定，王以哲等辈便瞬间显露军阀的摇摆本性，纷纷转向阵营。
因此，教员明确指出，首要任务是防范十七路军与东北军内部将领发生叛变。教员及其同仁的意图十分清晰，即坚决阻止蒋介石的分化策略，绝不容许顾祝同进入西安。同时，还需调动张杨所部，以防这些人产生过多猜疑。“张、杨两军迅速进发至阵地，红军则承担野战任务，誓死捍卫西北革命根据地，直至奋斗到最后一刻。”
教员的行动举措，加之王以哲等人的迟疑不决，恰显“三位一体”之间已生疑虑，彼此间存有戒备之心。
不得不承认，老蒋“政治至上，军事为辅”的策略颇具匠心，即便他表面上尚未得手，但仅是展现出这一立场，三位一体的团结便立刻出现了裂痕。
除却对东北军军心的不信任，教员对于其战斗力的评估也颇为谨慎，尽管东北军拥有五十余个团，总计十余万之众，而红军的人数尚不及他们的一半。然而，红军在与东北军的多次交锋中，已深刻认识到东北军的战斗力实则薄弱，堪忧。
若依照此剧情发展，“红军将不得不攀登高峰”。
在陕北红军于夹缝中力求生存之际，面前并无太多佳选。我们只得一边部署防御，做好最不利的准备，一边派遣周恩来与潘汉年积极沟通，力图促成和平。同时，亦需谨慎防范东北军内部的动荡。
1、“通常情况下，各方会选择避免在同一个战场交锋，红军独立作战，这样一来，便可以避免因指挥协调不畅而产生的种种弊端，诸如胜利时招致猜疑、失利时遭人非议，甚至可能泄露机密，彼此间显得相形见绌。”
“确保红军在不妨碍联军整体战略目标的前提下，维持其独立的指挥体系，这一点至关重要。”
3、“红军的实际人数、武器数量以及电报密码本等均需严格保密。此等事宜必须严格通知至团级以上干部，以确保不致泄露于敌方。红军的驻防位置与行动计划，联军军委会不得向其他部队透露，以避免信息泄露。”
内战硝烟四起之际，方才领悟到老蒋的狡黠之处。他携妻子归家疗养，摆出一副甩手掌柜的姿态，反将激进派代表何应钦推向前台，放手让他大干一场，实乃高明之策。
然而，此刻我们唯有寄望于寻找老蒋的突破口，毕竟何应钦一方的道路已彻底封闭，而老蒋尚存一线希望。
老蒋现在态度如何？
或许你们难以置信，在西安事变爆发之前，蒋介石总统决心要将红军彻底剿灭。那时，红军成了他心中唯一的隐患。大西南以及川蜀等地，也都因追击红军而纳入囊中，且与苏联方面达成了协议，大事已基本尘埃落定。因此，到了1936年底，蒋介石总统与红军的对话已无实质意义和必要。
自西安事变以来，西北地区呈现出半自治的趋势，这为老蒋的统一大业留下了一个致命的缺口。在此背景下，老蒋一心想要将西北地区收归中央统治之下，因此，与陕北红军进行谈判显得尤为必要。
蒋介石原本的策略是借助政治途径来平息西北地区的纷争。他意图分化红军与十七路军、东北军，从而将西北地区原本紧密联系的三方势力彻底拆散，并对东北军与十七路军进行分割与削弱。
为确保西北地区的善后事宜与红军问题的处理得以独立进行，蒋介石深思熟虑数日，针对“对共党策略与行动”的考量，终得明确之策。“提供出路，条件收容。”的具体办法。
我们渴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然而，我们又担心周恩来一旦抵达南京进行商谈，可能步张学良的后尘，沦为悲剧。因此，我们倾向于请蒋介石派遣一位代表前往陕北进行对话。
1月6日，陕北中央火速致电潘汉年，催促其速赴南京与上海，以期成功邀请张冲前来陕北进行洽谈。
1月7日，怀着自我救赎的念头，张学良向蒋介石呈上了甲、乙两种针对西北局势的解决方案。他心知肚明，西北问题至此已陷入僵局，难以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因此，他一方面迫切寻求自救之道，另一方面亦急于将东北军从这场风波中抽离，以避免被蒋介石进一步分化瓦解。
1月8日，张冲在潘汉年的陪伴下抵达潼关。然而，抵达目的地后，张冲仍对自身可能遭受拘押心怀忧虑，因此他并未前往西安，而是委托潘汉年代为转达其意见至西安的周转。
在周之后，便向陕北中央呈报了情况：蒋介石通过张冲传达了三项要求，其一为张学良必须留驻京城；其二为西北问题将寻求政治途径解决；其三则是关于与红军的谈判，可基于与周之前所讨论的基础继续进行，并期望周能在奉化进行秘密会谈。
老蒋的用心并非善举。他首先采取的策略是将红军分割开来，以便于解决西北地区的纷争。紧接着，他着手分解东北军与十七路军，旨在彻底削弱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势力与影响力。最后一步，便是将红军彻底拆解。
人鱼肉，我刀俎。
我为鱼肉，人为刀。
西安事变前后，局势变迁之迅速、之剧烈、之莫测，令人难以预料。
正当陕北中央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之际，共产国际突然插手，发来了一封令人愤慨的电报。教员等一众领导人阅后，愤懑之情油然而生，纷纷激动地拍打着桌子。
西北地区的善后事务，亦因共产国际所发的那封电报，而经历了显著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