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5-11-21 14:31点击次数：154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首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后迁址至浙江嘉兴）庄严召开。此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成为我国近代历史上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正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得我国的革命面貌自此焕发出崭新的生机。
然而，鉴于我党当时仍处于初创时期，党员人数有限，组织体系尚未健全，本次会议汇聚的代表仅有13位，他们分别是：李达、李汉俊均出身于上海，张国焘与刘仁静则源于北京，董必武和陈潭秋来自武汉，毛泽东与何叔衡的籍贯为长沙，陈公博则是广州人士，而王尽美和邓恩铭则来自济南。此外，远赴日本参加的代表周佛海，以及陈独秀的代理人包惠僧，亦同列于此行列。
历经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这13位先驱者的生活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际，他们中仅有两人幸存，亲身见证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庄严开国大典。至于那剩余的11位代表，他们的命运又是怎样呢？
七人脱党
陈公博、周佛海、李达、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与李汉俊。
陈公博：在“一大”成员中，陈公博率先离开了党的阵营。自那次会议召开不久，他便对共产主义理论产生了深深的疑虑与困惑。紧接着，他竟然公开宣称，将不再履行党员应尽的职责。
陈公博在脱离党籍后，并未持续秉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反而毅然决然地倒向了汪伪政权，犯下了诸多令人难以宽恕的罪行。他的汉奸身份，仅次于汪精卫，排名第二。
在抗战胜利的曙光照耀下，陈公博急匆匆逃离至日本，未久便被押解归国。1946年6月3日，他终究迎来了法律的公正审判，被判处极刑，就此画上了其罪恶昭彰的一生终章。
周佛海：周佛海，与陈公博并驾齐驱，身为中共“一大”派往日本的代表，他的名声早已与其所作所为相辅相成，被公认为“大汉奸”。
周佛海早年便远渡重洋赴日本深造，在此期间，他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并成为唯一一位从海外归来、加入“一大”代表团的人物。但回国不久，他便与国民党内的右翼势力勾结，并于1924年9月正式宣告脱离党组织。
周佛海在我党毅然决然地退出后，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对立面，成为了蒋介石执行反共政策的忠实先锋。抗战的硝烟燃起，他迅疾晋升至汪伪政权的中枢，自此背负着“卖国巨奸”的污名，遭受着世人的一致指责和鄙夷。
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欢庆时刻，周佛海迫切希望能够挽回蒋介石的信任，因此主动提出将他所执掌的上海市长职务上交中央。蒋介石对此表示由衷的满意，遂即刻任命他担任行动总队司令之职。
然而，周佛海身为民族的叛徒，早已在民众心中激起强烈的仇恨。面对来自内外部的压力，蒋介石最终不得不将他拘禁。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在狱中病亡。
李达：早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追随无以复加。在党的“一大”召开之际，他脱颖而出，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同年冬日，应毛主席之邀，他重返湖南，携手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并担纲校长一职。
鉴于与陈独秀及张国焘之间的分歧，李达不久后便作出退党的决定。然而，他选择了“脱党而不背党”，即便在大革命遭受重创之后，他仍旧坚守着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为我国革命事业持续奋斗。直至1949年12月，李达才重返党组织，为新中国建设与发展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和热情。
张国焘：在这七位“脱党”成员中，张国焘的地位在我党内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他曾先后执掌要职，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副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以及中国工农红军的总政治委员。
在长征那段充满艰难困苦的征途中，他却公然违背中央的指导方针，擅自成立了一个所谓的“第二中央”。即便如此，他依然没有丝毫悔改之意。在参拜黄帝陵时，他独自逃离了边区，投靠了国民党。张国焘因背叛党的行为最终被开除党籍。1949年，他逃至香港，此后辗转至加拿大定居。直至1979年12月3日，他在异国他乡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刘仁静：与张国焘并肩，遭受党籍剥夺的还有刘仁静。他不仅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初创成员之一，而且在中共“一大”之后，与邓中夏共同创办并执掌《先驱》杂志的编纂大权。1923年，他更是荣任上海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局的委员长。彼时的刘仁静，堪称青年才俊，未来一片光明。
在1926年的莫斯科之行中，他毅然加入了“托派”阵营，成为其中的一员。回国后，他更是积极投身于发起与组建托派组织“十月社”的工作。然而，不幸的是，1929年11月，他遭到了党籍的剥夺。
此后，刘仁静一度成为公众的批判焦点，然而在共和国的成立之际，他依然得以在北师大续写讲台生涯。此后的岁月里，他肩负重任，身兼人民出版社编辑和国务院参事等职。遗憾的是，他在1987年8月5日因一场车祸不幸陨落。
包惠僧：在“一大”召开的前夕，包惠僧同志在武汉积极投身于共产主义小组的各项活动，并在武昌成功创建了共产党的临时支部，期间更是肩负起支部书记的重任。次年七月，他遵循陈独秀同志的指示，前往上海参加“一大”，并承担起向陈独秀同志汇报会议进展的重要使命。那时的他，正值青春年华，充满着无限的活力与光明的前景。
历经大革命的风雨洗礼，包惠僧陷入了深沉的忧郁之中。在张国焘持续不断的指责下，这些压力最终累积成了他选择退党的动因。
1931年，包惠僧肩负蒋介石的重托，被任命为陆海空军司令部的参谋。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际，他携家人迁往澳门定居。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再次回到首都，相继担任内务部参事、国务院参事等要职。直至1979年7月2日，包惠僧走完了他85年的辉煌人生。
李汉俊：与周佛海遭遇相似，李汉俊亦在早年远赴日本深造，期间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归国后，他与陈独秀携手共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更是赞誉他为个人的“马克思主义导师”。
自“二大”召开以来，他与张国焘及陈独秀的矛盾日渐加剧，渐渐与党的核心工作疏离。然而，他的信仰始终坚定不移，始终活跃在革命的第一线。遗憾的是，1927年12月7日，李汉俊不幸落入了敌人手中，并在年仅37岁的年纪时遭受了极刑。
首当其冲的，如陈公博、周佛海之流，在背离党的事业后，沦为民族的败类；紧随其后，张国焘、刘仁静等人因违纪行为被开除党籍；而第三梯队，李达、李汉俊等人虽与党组织脱离关系，但其信仰始终坚定不移。至于包惠僧，其经历与张国焘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却又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类。
四人牺牲
王尽美、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
王尽美：山东党组织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后来亦曾肩负起山东省委的重任。自中国共产党“二大”召开以来，他始终遵循中央的指导方针，即便身患疾病，也多次穿梭于济南、北京、上海等地，全力推动党组织的蓬勃发展。然而，令人惋惜的是，1925年8月19日，他不幸因病去世，年仅27岁。
何叔衡：在十三位代表中，排行最长的他已步入四十岁之上。自“一大”圆满落下帷幕，他便与毛主席一同返回湖南，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之中。此后，他相继担任了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理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要职。
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同志与瞿秋白、邓子恢等中央领导同仁，在撤出江西，向福建进发的路上，不幸于长汀地域遭遇到敌军的猛烈炮击。在一场殊死搏斗中，何叔衡同志不慎失足，坠落山崖，不久后，其英魂被敌方发现，他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邓恩铭：昔日，邓恩铭在济南省立第一中学求学。在党的“一大”召开期间，他与王尽美携手作为济南的代表出席盛会。会议闭幕之后，他毅然回到山东，全身心投入党组织的发展和革命事业的推进，历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等要职。然而，不幸的是，1928年年底，邓恩铭在济南开展革命活动时，因叛徒的出卖而落入了敌人的魔爪。翌年4月5日，他英勇无畏，用年仅30岁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赞歌。
陈潭秋：值此“一大”召开之时，陈潭秋执掌武汉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权，被誉为学生领袖。即便在红军长征的漫漫征程中，他依然被委以重任，担任中央苏区中央分局的委员，肩负起领导游击战争的重大使命。
1935年8月，陈潭秋肩负着组织的重任，远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结束后，他留任于共产国际，继续开展相关工作。1939年，他返回祖国，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新疆的代表，并肩负起领导八路军在新疆办事处的重任。
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毛泽民等革命先烈，在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残忍打压下，英勇不屈，最终壮烈牺牲。
在这场中共“一大”的十三位代表之中，毛主席与董必武两位始终坚定不移，直至国家成立，他们一同踏上天安门城楼，亲身见证了那庄严而神圣的开国大典时刻。
1976年9月9日，我们崇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经历了83年的辉煌奋斗后，宁静地走完了他辉煌的一生。同样在同年4月2日，将毕生心血奉献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的老一辈革命家董必武同志，也圆满画上了他传奇人生的句点，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