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一生强推汪曾祺 这样的好老师请给我来一打

沈从文与汪曾祺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交集，始于西南联大。

1939年夏，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当时，沈从文任教该系，担任该系二年级课程，开设了“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三门课程。或许可以说，从二年级开始，汪曾祺才正式成了沈从文的入室弟子。

当时，汪曾祺居住在昆明一条叫青云街的街道里，是沈从文租下的一幢楼道，住在一起的还有后来成了巴金夫人的陈蕴珍，陈当时正复习准备考学。

汪曾祺画作

强推爱徒

上了大学，听了沈从文的课后，汪曾祺开始写小说。也就在这一年（1940年），汪曾祺与一班热爱文学的学生，在校园创办了《文聚》文学杂志，发表学生习作。沈从文在看了汪曾祺发表在《文聚》上的一些习作后，大为赞赏，并向朋友做了热情推介。

1941年2月3日，沈从文在写给施蛰存的信中写到了汪曾祺，有着极大的期许：“……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好的几个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不知何故，汪曾祺却没能在联大毕业。有史料说，汪是因为体育、英语成绩不及格而拿不到毕业文凭的。

在过去了三十多年后，沈从文仍对汪没能拿到西南联大毕业文凭而耿耿于怀，在与亲友的书信往还中时有表露，只不过仍是语焉不详。1972年4月7日，沈从文在给朋友窦达因的信中写到：“近年写《沙家浜》的一位汪同志，就是当年联大开除的学生，和上千搞写作的比较下，好学生可全落后了。”没拿到文凭自然就算不上是好学生了。1972年6月10日，沈从文在致张宗和的信中对此也有提及：“改写《沙家浜》的汪曾祺，你可能还记得住他。……当年罗头徇私，还把他从联大开革！”张宗和是张兆和的大弟。

离开西南联大后，汪曾祺先是留在昆明，边在中学教书，边在沈从文指导下写小说。后去了上海，因为没有文凭，生活自然毫无章法可言。已经回到北平并任北大教授的沈从文，依然关心着汪曾祺，并继续替其介绍职业。1947年2月初，沈从文致函李霖灿、李晨岚等朋友，推介汪曾祺：“我有个朋友汪曾祺，书读得很好，会画，能写好文章，在联大国文系读过四年书。现在上海教书不遂意。若你们能为他想法在博物馆找一工作极好。他能在这方面作整理工作，因对画有兴趣。如看看济之先生处可有想法，我再写个信给济之先生。”沈从文一直高看汪曾祺，视其为朋友。李霖灿、李晨岚等时供职南京中央博物院。著名考古学家李济之，时任中央历史博物馆馆长。其实当时，沈从文也受到了来自于不同阵营思潮的冲击，内心的震荡是空前的，仍心系学生，可见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刮目相看。

汪曾祺画作

患难扶持

解放后，沈从文离开北大与文学界，进入历史博物馆工作。汪曾祺则来到北京，先是在市文联工作并在所属《说说唱唱》杂志任编辑，后调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编辑。此间，汪开始京剧剧本的写作。

反右运动开始，汪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科所劳动。1960年10月被摘去右派帽子，继续留在农科所做事，因擅绘事，被派往马铃薯研究站画马铃薯图谱。此段应是汪一生中最为晦暗的岁月。

这时，沈从文的日子也不好过。继续在历史博物馆干着讲解员的活，身体也出现了问题，罹患了严重的高血压与心脏病，便于1960年底入住阜外医院治疗。即便如此，汪曾祺的遭遇依然是放在沈从文心上的。1961年1月22日，沈从文在阜外医院写信给汪曾祺，鼓励其能够通透些，从容些。自然写得有些隐晦：“……从气功技术看，有时可能也用得着说‘是否当运’四个字。当运即科学。不当运，即老古董迷信而已。因为事实就是这样！”在同一封信中，沈从文鼓励汪曾祺坚持写作，并要保持一种由内而发的常态：“……因此一个人如果能够用文字写作，又乐意终生从事于这个工作，对于写作，还是始终要有一颗顽强信心。这种信心是肯定生命一种正常态度，扩大延续生命一种目的。要从内而发，不决定于外在因子。如仅从外在‘行市’而作，工作是不可能持久终生的。我们用这点空想来互勉吧。”

病中的沈从文，身在医院，心中还是忘不掉身处逆境的汪曾祺。1961年2月2日，沈从文写信给汪曾祺。时，沈从文仍住在阜外医院。信中写的自然是一些勉励的话，开首便道：“曾祺：得到你一月十五日的信，应当想象得出我高兴心情。能保持健康，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地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这封信写得很长，长达六千余字，据说，沈从文靠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地写了有好些天。沈从文以自身以及家庭的艰难而苦难的经历，循循善诱，开导自己的学生，以砺其心志，强其筋骨，沈从文在信中继续写到：“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睛雨雪照顾的。这话初看正像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翻版，事实上可大不相同，因为这里注重的是做一个普通扎实的人！我同意你的初步生活打算，一时如没有机会回到什么文化工作位置上，也不妨事，只要有机会到陌生人群中去，就尽管去滚个几年吧。趁年龄还来得及，有的是可学的东西。热忱的、素朴的去生活中接受一切，会使生命真正充实坚强起来的。……时代大，个人小得很，惟小小个人有时搁的位置如恰当，也会做出许多有益事情。”赤诚的师生情怀，若出其里。

舌尖上的汪曾祺了解一下

苦心栽培

在沈从文的激励下，汪曾祺根据切身经历，并观察与思考，着手小说写作，写成了短篇小说《羊舍一夕》，并拿给沈从文和师母张兆和，二位看后，大为赞赏，师母张兆和任《人民文学》编辑，在编辑部传阅后，一致以为是当时少见的好小说，即发表在该刊1962年第六期上。此时，经多方努力，汪调入北京京剧团任编剧，并继续小说写作，写出了一批深获行家嘉许的小说。沈从文看到汪曾祺的创作成绩，颇为欣慰。1962年10月15日，沈从文在给朋友程应镠的信中写到：“……曾祺也在北京，是从张北农村学习三年不久回来的，体力健康，精神也好，在《人民文学》前几期写了篇小说，大家都承认‘好’。值得看看。目下在一个京剧团作事，还在写，下月可能还篇更好的发表。本月份《北京文艺》也有一篇。人太老实了，曾在北京市文联主席‘语言艺术大师’老舍先生手下工作数年，竟像什么也不会写过了几年。长处从未被大师发现过。事实上文字准确的深度，可比一些打哈哈的强得多。现年快四十了，他的同学朱德熙已作了北大老教授，李荣已作了科学院老研究员，曾祺呢，才起始被发现。我总觉得对他应抱歉，因为起始是我赞成他写文章，其次是反右时，可能在我的‘落后非落后’说了几句不得体的话。但是一切已成过去了，现在又凡事重新开始。若世界真还公平，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可谓是嘉惠之词，溢于言表。程应镠早年曾就学于西南联大，应是与汪是前后届同学。

此后，汪曾祺接手改编京剧《芦荡火种》，依然大获成功，尤其体现人物特性的文学语言风格，引入京剧人物对话，达到了出乎意想的效果。1964年7月25日，沈从文在给程应缪的信中，特别写到了这一点：“……汪曾祺改编《芦荡火种》文字方面成就值得注意，昨《人民日报》有专文介绍，说得很恰当得体。同时上演剧本不下廿种，似乎还少有能达到汪作水平。可知剧改由笔下较好作家（甚至于由第一流作家）来参预是极合理的。因为观众多，阶层广泛，改得好，教育意义也大！”

沈从文对汪曾祺取得的成绩，萦绕于怀。1965年11月18日，沈从文在给程应缪的信中再次写到：“一个汪曾祺在老舍手下工作了四五年，老舍就还不知道他会写小说（而且比老舍还写得好得多），幸而转到京剧团，改写《沙家浜》，才有人知道曾祺也会写文章。类此事或许还不少的。要承认这个现实，不必杞忧。总的方向好就够了。”至于老舍先生是否了解汪曾祺会写小说，找不到更多的佐证。到是汪曾祺后来曾写过一篇《老舍先生》，追忆当年在老舍手下工作的情状，其中写到：“老舍先生对他下面的干部很了解，也很爱护。老舍先生对每个人都相当清楚，他不看干部档案，也从不找人‘个别谈话’，只是从平常的谈吐中就了解一个的水平与才气……”

还是汪曾祺吃的，不是，画的

别人家的孩子

沈从文似乎将汪曾祺作为标尺，衡量左右，甚至包括自己的儿子、儿媳。沈从文分别于1967年5月11日、1967年5月15日致函小儿沈虎雏、小儿媳张之佩，均以汪曾祺说事，可见沈对汪的由衷欣赏：“……正如搞《沙家浜》，能如汪叔叔笔下精彩，那里是从二三年中训练班可以解决？那里是一般训练方法即可解决？……大学校里教员，主任和教授，很多写小文章也不成。大多数也不会写小说。还有各省作协的负责指导写作的人，也多不会写小说，或很少写过几篇又有思想、又有文笔、可以示范的小说。……多近于温室育苗，稍露苗头，即抬举过高，期望过大。……一般缺点是既不会写人，又不善于写事，更不知如何写有特殊性风景背景”；“……《沙家浜》和《红岩》（戏改名《山城旭日》）原均由汪叔叔执笔，经江青改，到目前已肯定是革命样板戏新戏，成功的戏，虽然报上不见汪叔叔的名字，事实上他出的心力最多，我似乎也或多或少分有了一点儿光荣。过去他在北京市文联，工作了多年，老舍不认识他的长处，搞事务性多，么处难发挥，极可惜。现在搞戏改，可搞对了。若‘趁热铁打钉’，必然还可希望再写出三五个好戏！还可能会写得出更合理想的新作。”

汪曾祺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每每提到汪曾祺，都会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汪曾祺曾写过一篇文章《我的老师沈从文》，文中写到：有一次我和他（沈从文）上街闲逛，到玉溪街，他在一个米线摊上要了一盘凉鸡，还到附近茶馆里借了一个盖碗，打了一碗酒。他用盖碗盖子喝了一点，其余的都叫我一个人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