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宋金正统之争：谁主华夏？

从元朝脱脱丞相主持纂修《辽史》、《宋史》、《金史》开始，关于辽、宋、金孰为“正统”的论辩就从未停歇。

这绝非简单的名号归属，而是牵涉到疆域、文化、道统、民族认同的深层碰撞。

南宋士人抱残守缺，自诩“华夏正朔”；金朝以中原征服者自居，自命承袭天命；辽国虽早逝，其“北朝”格局却开风气之先。

在中国史学界一直有着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议：

在辽、宋、金并存的时代，究竟谁才是正统？

一、辽：在草原与中原间寻找正统坐标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之初，就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作为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如何在中原文化主导的天下秩序中找到自己的正统位置？

他给出的答案是：以武力为盾，以文化为矛，在草原与中原之间开辟一条属于契丹的正统之路。

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定国号为“契丹”。

在称帝仪式上，他没有沿用草原民族传统的萨满祭祀，而是模仿中原王朝的礼仪，筑坛祭天，还特意创制了契丹文来翻译《论语》等儒家经典。

他曾对大臣们说：“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敬之。”

于是，在辽朝的土地上，孔庙开始一座座建立起来，南京（今北京）的孔庙规格甚至超过了当时北宋的汴京孔庙，这一举动无疑是向中原文化示好，也是在为自己的政权披上一层文化正统的外衣。

辽朝的科举制度更是其融入中原文化的有力证明。

辽太宗时期，开始在燕云十六州地区推行科举，考试内容完全以儒家经典为主。

到了辽圣宗时期，科举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吸引了大量汉族知识分子前来应试。

这些汉族官员进入辽朝统治阶层后，又将更多的中原文化习俗带入辽廷，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苏辙出使辽国时，就曾在《栾城集》中感叹：“辽人礼仪，大类中州”，可见辽朝在文化上的汉化程度之深。

在疆域方面，辽朝也有着自己的正统考量。

占据幽云十六州后，辽廷立刻宣称“此乃尧都旧地”，试图通过地理上的正统性来对冲北宋的中原优越感。

辽道宗时期，更是进一步强调“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他不仅自己批注《华严经》，还大力扶持佛教，将佛教定为国教，以此来构建与中原王朝相似的精神信仰体系。

然而，辽朝的正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北宋士大夫始终以“华夷之辨”为由，拒绝承认辽朝的正统地位。

他们在史书和文集中，常常将辽朝称为“夷狄”“北虏”，认为辽朝只是一个占据了中原边缘地带的游牧政权，根本不配与中原王朝相提并论。

面对这样的质疑，辽朝统治者选择用实际行动来回应。

他们仿照中原王朝的官制，设立三省六部；仿照中原王朝的历法，制定自己的历法；甚至连宫廷礼仪、服饰制度等，都大量借鉴中原王朝的样式。

辽朝对于传国玉玺的争夺，更是其正统之争的一个缩影。

传国玉玺作为“天命所归”的象征，在五代战乱中失踪后，辽朝宣称从后晋俘虏手中获得了传国玉玺。

为了让这一说法更具说服力，辽朝还特意举行了盛大的受宝仪式，并将其载入国史。

虽然北宋方面对此嗤之以鼻，但辽朝通过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合法性。

二、宋：以文化为基，坚守正统阵地

与辽朝不同，北宋从建立之初就占据着中原核心地带，在地理和文化上有着天然的正统优势。

但这种优势并没有让北宋统治者高枕无忧，面对辽朝的崛起和挑战，北宋以文化为基，坚守着自己的正统阵地。

北宋的正统论述，首先建立在对儒家文化的绝对尊崇之上。

宋太祖赵匡胤虽然是武将出身，但他深知“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建国后大力推行重文抑武的政策，重用文人，完善科举制度。

北宋的科举规模远超唐朝，录取人数也大幅增加，为寒门子弟提供了进入统治阶层的机会。

这些文人进入官场后，将儒家的“仁政”“礼治”等思想贯彻到治国理政之中，使得北宋的文化氛围空前浓厚。

在礼仪制度方面，北宋更是精益求精。

宋真宗时期，为了彰显自己的正统地位，曾伪造“天书”，举行封禅泰山的大典。

虽然这一行为在后世看来有些荒唐，但在当时却极大地提升了北宋的威望。

宋徽宗时期，更是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园林，收集奇花异石，试图通过营造奢华的宫廷景象来展示北宋的繁荣与正统。

北宋的史学研究也为其正统论提供了有力支撑。

欧阳修编写《新五代史》时，特意将辽朝排除在正统王朝之外，只将其作为“四夷”来记载。

他在《正统论》中明确提出：“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

在他看来，北宋占据中原，传承儒家文化，才是唯一的正统王朝。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时，虽然在纪年上采用了辽朝的年号，但在评论历史事件时，却始终站在北宋的立场上，强调北宋的正统地位。

然而，北宋在军事上的弱势，却让其正统地位受到了挑战。

澶渊之盟的签订，虽然换来了宋辽之间的和平，但也让北宋在与辽朝的外交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

在盟约中，宋辽两国约为“兄弟之国”，宋真宗称辽圣宗为弟，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北宋的正统尊严。

为了挽回颜面，北宋统治者和士大夫们更加注重在文化和礼仪上的优越感，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弥补军事上的不足。

南宋建立后，虽然失去了中原的大片土地，偏安江南，但仍然坚守着正统的信念。

朱熹等理学家们大力弘扬儒家思想，强调“华夷之辨”，认为南宋虽然疆域缩小，但传承了中原文化的正统，而金朝等少数民族政权则是“夷狄”，不配拥有正统地位。

他们在史书和文集中，对金朝的统治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以此来强化南宋的正统性。

三、金：从军事征服到文化认同的正统之路

金朝的崛起，打破了辽宋并立的格局。

作为一个由女真族建立的政权，金朝在短时间内先后灭掉了辽和北宋，占据了中原大部分地区。

如何在这片以汉族为主体的土地上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成为金朝统治者面临的首要问题。

金朝初期，主要依靠军事征服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和金太宗完颜晟时期，通过一系列的战争，扩大了金朝的疆域。

在征服过程中，金朝统治者对辽和北宋的皇室和贵族进行了残酷的打压，甚至将宋徽宗和宋钦宗俘虏到北方，史称“靖康之耻”。

这种军事上的胜利，为金朝的正统地位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也激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

金熙宗时期，金朝开始走上汉化的道路。

他废除了女真族的旧有制度，仿照中原王朝的官制，设立三省六部，推行科举制度。

金熙宗本人也非常喜爱中原文化，经常与汉族文人交往，学习儒家经典。

海陵王完颜亮时期，更是将都城从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迁到燕京（今北京），并改名为中都。

迁都燕京，不仅有利于金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也表明了金朝统治者融入中原文化的决心。

金世宗和金章宗时期，金朝的汉化达到了顶峰。

金世宗被称为“小尧舜”，他重视农业生产，减轻农民负担，提倡儒家思想，使得金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金章宗更是对中原文化情有独钟，他临摹宋徽宗的瘦金体几乎可以乱真，还下令编纂《大金集礼》，完善金朝的礼仪制度。

在他的统治下，金朝的文化事业空前繁荣，元好问等一批著名的文人应运而生。

金朝在正统之争中，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他们宣称自己灭掉辽和北宋，是“奉天承运”，继承了辽和北宋的正统地位。

在史书编纂方面，金朝仿照中原王朝的体例，编写了《辽史》，将辽朝视为前朝，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正统性。

同时，金朝还大力扶持佛教和道教，利用宗教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然而，金朝的正统地位也受到了来自南宋和后世的质疑。

南宋士大夫们始终将金朝视为“夷狄”，认为金朝的统治是非法的。

元朝建立后，在编纂《金史》时，虽然将金朝列为正统王朝，但也对其统治进行了一些批评。

四、元朝修史：正统之争的延续与妥协

元朝统一中国后，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理辽、宋、金三朝的历史地位？这不仅关系到元朝自身的正统性，也关系到对历史的评价。

从元朝建立之初，关于辽、宋、金三朝谁是正统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

元朝的统治者来自蒙古草原，他们对中原文化的了解和认同程度相对较低。

在统一过程中，元朝先后灭掉了金和南宋，继承了它们的疆域和人口。

对于元朝来说，承认辽、宋、金中的任何一个朝代为正统，都可能引起其他民族的不满。

因此，元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种妥协的方式，为辽、宋、金三朝各修正史。

公元1343年，元顺帝下令编纂《辽史》《宋史》《金史》。

在编纂过程中，史官们围绕着三朝的正统地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以杨维祯为代表的江南士大夫认为，南宋才是正统，辽和金只是“夷狄”政权，不应该与南宋并列。

而以修端为代表的北方学者则认为，金朝占据中原百年，应该被视为正统。

面对这种争论，右丞相脱脱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各修各史，各用其年号。”

这一决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争论，但也留下了后遗症。

《辽史》《宋史》《金史》在记载同一历史事件时，往往有着不同的观点和评价。

例如，对于“靖康之耻”，《宋史》记载为“二帝蒙尘”，充满了同情和悲愤；而《金史》则记载为“获宋二主以归”，带有一种胜利者的姿态。

元朝为三朝各修正史的做法，虽然在形式上承认了三朝的正统地位，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正统之争。

明朝建立后，江南的士子们再次提出要重修三史，将辽、金降为“载记”，而北方的军事集团则坚持“金承辽统，元承金统”的观点。

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清朝，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

五、后世评说：正统之争的深远影响

辽、宋、金三朝的正统之争，不仅影响了元朝的修史，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史学研究上，还体现在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

在政治方面，正统之争成为后世王朝巩固统治的工具。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为了彰显自己的正统地位，一方面承认南宋的正统性，另一方面又对元朝的统治进行了批判，认为元朝是“夷狄”政权，自己是“恢复中华”。

清朝建立后，统治者采取了一种更为灵活的态度，既承认明朝的正统地位，又强调自己是“天命所归”，继承了中原王朝的正统。

在文化方面，正统之争影响了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和评价。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往往以中原文化为中心，将少数民族政权视为“夷狄”，对其历史和文化进行贬低。

这种观点直到近代才逐渐改变，人们开始更加客观地看待辽、宋、金三朝的历史，认识到它们都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辽、宋、金三朝的正统之争其实是一个伪命题。

它们都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区，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辽朝促进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北宋和南宋则传承和发展了儒家文化，金朝则在军事和政治上实现了对中原地区的有效统治。

正如元顺帝在审阅三史时所说：“治乱自有公论。”

或许，我们不必过于纠结于谁是正统，而应该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珍惜今天各民族和谐共处的局面，共同推动中国的发展和进步。